高宗顯慶初年，負責選材的黃門侍郎劉祥道上奏提及當時吏部所遇到的困難：
吏部比來取人，傷多且濫：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，是傷多；永徽五年，一千四百三十人；六年，一千十八人；顯慶元年，一千四百五十人。不簡雜色人即注官，是傷濫。雜色解文：三衛、內外行署、內外番官、親事、帳內、品子任雜掌、伎術、直司、書手、兵部品子、兵部散官、勛官、記室及功曹、參軍、檢校官、屯副、驛長、校尉、牧長。經學時務等比雜色，三分不居其一。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，多取胥徒之流，豈可皆求德行。即知天下共厘百姓之務者，善人少而惡人多。古代吏部
看得出此時每年求官者已經日漸增多，而且不分出身，許多「雜色人」都有機會入流當任美職。但吏部仍然只有少數幾人在負責銓選事宜，很難保證不出差錯。吏部侍郎魏玄同也坦言這樣容易出現問題：
呂思勉在《隋唐五代史》里提到這句時指出，魏玄同的奏章是有感而發，「蓋以其時官本甚濁亂云然也。」可謂一語中的。唐高宗李治
到了武后時代，大量拔擢了非世族的子弟當官。
張鷟說本來地位重要的拾遺補闕人數多到「車載斗量」，沈全交則說負責審判的大理評事卻不讀律令，本應學問淵博的國子博士不會寫文章。在在都顯示出官員人數雖然增加，質量卻只有更差。讓人聯想到兩漢之際，更始、赤眉的「爛羊頭，關內侯」。
官員員數大增，除了當政者市恩之外，還與求官者眾有關。然而雖然多出了這麼多官職，卻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勝任。為了管理這些多出來的官員，神功元年時，武后不得不對此下了命令，讓這些官員依照出身的不同，來走不同的升遷。
規定每個人依照自己出身的「本色」，最多只能擔任本色最好的官職。勛官、品子、流外、國官、參佐、視品等出身者，則不能擔任京清顯要等官。武則天畫像
武后之後，中宗繼位。權貴濫權賞官，又增加了所謂的「斜封官」、「員外官」，官制更加混亂。
這些「斜封官」來自不同出身，沒有特殊的才幹，僅僅靠著逢迎拍馬而至高位。唐初「流品」風氣仍盛，很看重每個人的出身門地。在這個氛圍下時人對這些出身「貪濁」，暴得大位的人，自然抱持鄙視的態度。
令史出身的張衡，本來當官就很不容易了，升遷到四品官更是不簡單。從上面的記載看來還能更上一層「合入三品」，都已經編入名冊「團甲」，萬萬沒想到就因為一個失禮行為，被御史彈劾，「遂落甲」。武則天還特地下敕書：「流外出身，不許入三品。」看來令史出身的官員，在中高階的官職里，並不是很受歡迎。唐朝官員塑像略顯富態
如何選拔適任的官員以及考核官員表現，是吏部重要的工作。吏部除了要注擬官職以外，還要考核官員們的表現，作為日後升遷的基準。而在太宗朝，由於官員較少，還能對職官個別作詳細的考核。不僅是吏部尚書，地方官也有課考屬下的責任，《朝野僉載》記載：
唐太宗時，中外文武官員總數不過六百四十二人，到了高宗顯慶初年（656年），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已經暴增到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。這個數字固然有些誇大，但官員人數的激增應該是事實。「員多缺少」造成吏部很大的壓力，這可從下面的故事看出。
儀鳳三年（678年）吏部郎中張仁禕病死於長安勝業里。關於他的死，《唐會要》說是：
仁禕有識略吏干。始造姓歷。改修狀樣銓歷等程式。敬元用仁禕之法。銓綜式序。仁禕感國士見委。竟以心勞嘔血而死。
看來這位負責的吏部郎中，居然是活活累死的。除了張仁褘之外，曾在聖曆元年至二年（698-699）掌管銓選的陸元方，臨終前也不無感慨的說：「吾當壽，但領選久，耗傷吾神。」唐朝官員畫像
在吏部壓力大增的情形下，如何建立一套公平、便利，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來改善選務，成為當時的重要課題，也是歷任負責銓選的官員，努力變革的一個目標。《通典·卷十五》記載：
這裡雖然對太宗有溢美之詞，但頗能反映出高宗朝在銓選問題上遇到的困境，成為當政者關心的問題。前面提過武后時期對出身者的限制，便是一例。
在這個背景下，為了保證官員適任，唐朝廷加強對官員考績的監督。正是在此時，本來只是標榜士人德行的「清白」一詞，被用來當作課考時「善狀」的重點，來約束官員。
值得注意的是該詔書提到的「在官清慎」，這裡已經可以窺探出本來只是士人自我標榜的「清」，在此時已經列為一種考績，當作官員升遷的依據。據鄧小南的研究，也正是在此時，唐代傳記以及墓志銘開始大量出現對傳主「清白」的敘述，並且在制科中設置了「吏職清白」，專供基層官吏應舉。古代講堂
關於「考詞」與升遷的關係，《唐會要》記神功元年（697）的詔書：
用考績來管制官員升遷，不失為一個好方法。但執行上卻問題重重，以當時的技術來看，恐怕很難依靠少數幾個監督人員來公平考察全部的職官。在能確保公平性的前提下，唐代官員的升遷從重視「考績」，轉移到重視年資的「官資」。這也是為什麼裴行儉與張仁褘設計「長名姓歷榜」能夠順利推行的重要原因。《資治通鑒》總章二年（669）條載長名榜的實行：
「長名姓歷榜」是將被選人的姓名、仕歷，因被放選人的人數眾、姓名多，榜又長，故曰「長名姓歷榜」，簡稱「長名榜」。長名榜是只公布被放選人姓名的榜，也就是被駁放落選的選人才上榜。長名榜的出現，等於是為每個求官者的設下門檻，宣布被選者不再是「通通有獎」，而且為地方長官，依據所領郡縣的重要性，來定「官資」高低，作為日後銓選時升遷的依據。資治通鑒
那麼，官資要怎麼定才公平？哪些官的官資該比較好，哪些官的官資該比較差，才能讓大家都滿意？
用官品高低來決定似乎是個好方法，高宗朝也曾經有過這個嘗試，以官品的高低來決定官員在官場中的身份位置，「皇朝得五品官者，得升士流。」結果卻是連那些靠軍功，從士卒升遷到五品的軍人，也變成了「士流」，被載入「姓氏錄」中。這樣當然使那些以家法自恃的搢紳士大夫大為不滿，甚至以被選入「姓氏錄」為恥，嘲笑這本官書是依軍功而不是門望編成的「勛格」。
參考文獻：
《舊唐書》
《隋唐五代史》
《通典》
《資治通鑒》
《朝野僉載》
《後漢書》
《大唐新語》
《唐宋帝國與運河》
《唐代墓志銘彙編》
《唐仆尚丞郎表》
《新唐書》
《唐會要》
《課績與考察－試談唐代文官考核制度的發展趨勢》
《唐代銓選與文學》
《唐代御史制度研究》
《唐代中層文官》
《冊府元龜校定本》
唐朝如何選拔官員？「清白」以及「官資」是重要考察目標
高宗顯慶初年，負責選材的黃門侍郎劉祥道上奏提及當時吏部所遇到的困難：
吏部比來取人，傷多且濫：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，是傷多；永徽五年，一千四百三十人；六年，一千十八人；顯慶元年，一千四百五十人。不簡雜色人即注官，是傷濫。雜色解文：三衛、內外行署、內外番官、親事、帳內、品子任雜掌、伎術、直司、書手、兵部品子、兵部散官、勛官、記室及功曹、參軍、檢校官、屯副、驛長、校尉、牧長。經學時務等比雜色，三分不居其一。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，多取胥徒之流，豈可皆求德行。即知天下共厘百姓之務者，善人少而惡人多。
古代吏部
看得出此時每年求官者已經日漸增多，而且不分出身，許多「雜色人」都有機會入流當任美職。但吏部仍然只有少數幾人在負責銓選事宜，很難保證不出差錯。吏部侍郎魏玄同也坦言這樣容易出現問題：
呂思勉在《隋唐五代史》里提到這句時指出，魏玄同的奏章是有感而發，「蓋以其時官本甚濁亂云然也。」可謂一語中的。
唐高宗李治
到了武后時代，大量拔擢了非世族的子弟當官。
張鷟說本來地位重要的拾遺補闕人數多到「車載斗量」，沈全交則說負責審判的大理評事卻不讀律令，本應學問淵博的國子博士不會寫文章。在在都顯示出官員人數雖然增加，質量卻只有更差。讓人聯想到兩漢之際，更始、赤眉的「爛羊頭，關內侯」。
官員員數大增，除了當政者市恩之外，還與求官者眾有關。然而雖然多出了這麼多官職，卻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勝任。為了管理這些多出來的官員，神功元年時，武后不得不對此下了命令，讓這些官員依照出身的不同，來走不同的升遷。
規定每個人依照自己出身的「本色」，最多只能擔任本色最好的官職。勛官、品子、流外、國官、參佐、視品等出身者，則不能擔任京清顯要等官。
武則天畫像
武后之後，中宗繼位。權貴濫權賞官，又增加了所謂的「斜封官」、「員外官」，官制更加混亂。
這些「斜封官」來自不同出身，沒有特殊的才幹，僅僅靠著逢迎拍馬而至高位。唐初「流品」風氣仍盛，很看重每個人的出身門地。在這個氛圍下時人對這些出身「貪濁」，暴得大位的人，自然抱持鄙視的態度。
令史出身的張衡，本來當官就很不容易了，升遷到四品官更是不簡單。從上面的記載看來還能更上一層「合入三品」，都已經編入名冊「團甲」，萬萬沒想到就因為一個失禮行為，被御史彈劾，「遂落甲」。武則天還特地下敕書：「流外出身，不許入三品。」看來令史出身的官員，在中高階的官職里，並不是很受歡迎。
唐朝官員塑像略顯富態
如何選拔適任的官員以及考核官員表現，是吏部重要的工作。吏部除了要注擬官職以外，還要考核官員們的表現，作為日後升遷的基準。而在太宗朝，由於官員較少，還能對職官個別作詳細的考核。不僅是吏部尚書，地方官也有課考屬下的責任，《朝野僉載》記載：
唐太宗時，中外文武官員總數不過六百四十二人，到了高宗顯慶初年（656年），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已經暴增到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。這個數字固然有些誇大，但官員人數的激增應該是事實。「員多缺少」造成吏部很大的壓力，這可從下面的故事看出。
儀鳳三年（678年）吏部郎中張仁禕病死於長安勝業里。關於他的死，《唐會要》說是：
仁禕有識略吏干。始造姓歷。改修狀樣銓歷等程式。敬元用仁禕之法。銓綜式序。仁禕感國士見委。竟以心勞嘔血而死。
看來這位負責的吏部郎中，居然是活活累死的。除了張仁褘之外，曾在聖曆元年至二年（698-699）掌管銓選的陸元方，臨終前也不無感慨的說：「吾當壽，但領選久，耗傷吾神。」
唐朝官員畫像
在吏部壓力大增的情形下，如何建立一套公平、便利，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來改善選務，成為當時的重要課題，也是歷任負責銓選的官員，努力變革的一個目標。《通典·卷十五》記載：
這裡雖然對太宗有溢美之詞，但頗能反映出高宗朝在銓選問題上遇到的困境，成為當政者關心的問題。前面提過武后時期對出身者的限制，便是一例。
在這個背景下，為了保證官員適任，唐朝廷加強對官員考績的監督。正是在此時，本來只是標榜士人德行的「清白」一詞，被用來當作課考時「善狀」的重點，來約束官員。
值得注意的是該詔書提到的「在官清慎」，這裡已經可以窺探出本來只是士人自我標榜的「清」，在此時已經列為一種考績，當作官員升遷的依據。據鄧小南的研究，也正是在此時，唐代傳記以及墓志銘開始大量出現對傳主「清白」的敘述，並且在制科中設置了「吏職清白」，專供基層官吏應舉。
古代講堂
關於「考詞」與升遷的關係，《唐會要》記神功元年（697）的詔書：
用考績來管制官員升遷，不失為一個好方法。但執行上卻問題重重，以當時的技術來看，恐怕很難依靠少數幾個監督人員來公平考察全部的職官。在能確保公平性的前提下，唐代官員的升遷從重視「考績」，轉移到重視年資的「官資」。這也是為什麼裴行儉與張仁褘設計「長名姓歷榜」能夠順利推行的重要原因。《資治通鑒》總章二年（669）條載長名榜的實行：
「長名姓歷榜」是將被選人的姓名、仕歷，因被放選人的人數眾、姓名多，榜又長，故曰「長名姓歷榜」，簡稱「長名榜」。長名榜是只公布被放選人姓名的榜，也就是被駁放落選的選人才上榜。長名榜的出現，等於是為每個求官者的設下門檻，宣布被選者不再是「通通有獎」，而且為地方長官，依據所領郡縣的重要性，來定「官資」高低，作為日後銓選時升遷的依據。
資治通鑒
那麼，官資要怎麼定才公平？哪些官的官資該比較好，哪些官的官資該比較差，才能讓大家都滿意？
用官品高低來決定似乎是個好方法，高宗朝也曾經有過這個嘗試，以官品的高低來決定官員在官場中的身份位置，「皇朝得五品官者，得升士流。」結果卻是連那些靠軍功，從士卒升遷到五品的軍人，也變成了「士流」，被載入「姓氏錄」中。這樣當然使那些以家法自恃的搢紳士大夫大為不滿，甚至以被選入「姓氏錄」為恥，嘲笑這本官書是依軍功而不是門望編成的「勛格」。
參考文獻：
《舊唐書》
《隋唐五代史》
《通典》
《資治通鑒》
《朝野僉載》
《後漢書》
《大唐新語》
《唐宋帝國與運河》
《唐代墓志銘彙編》
《唐仆尚丞郎表》
《新唐書》
《唐會要》
《課績與考察－試談唐代文官考核制度的發展趨勢》
《唐代銓選與文學》
《唐代御史制度研究》
《唐代中層文官》
《冊府元龜校定本》